“随着我国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城镇化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建设也日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重要载体’。”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看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载体功能与引擎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城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促进力量，城镇化发展状态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质量。深入推进城镇化要着力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不断提升城镇的发展质量，二是充分发挥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范恒山认为，要基于构建比较优势或独有特色提升城镇发展质量，重点是努力打造与地域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相协调的温婉悦人的城市风貌、与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相衔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增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相匹配的科学治理体系。要着眼于提升周边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通过功能分解、设施联通、体制对接、产业转移承接等，推动城镇间互促互补和一体化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不良竞争。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冯奎认为，城乡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稳增长的重要领域。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稳增长的迫切性上升但难度加大，城乡融合是稳增长极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我国人口规模超大、地理空间超大、经济总量超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创新学习效应、发展外溢效应和韧性网络效应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是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要进一步转化利用其中蕴藏的城乡融合发展潜力。

“从趋势看，城市群都市圈约占全国人口的70%，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而且人口和经济密度还在增加。”冯奎认为，城市群都市圈是城乡融合的重要依托。可以说，城市群都市圈具备率先实现城乡融合的优势，这些地区做好了，城乡融合的主体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独特作用。一方面，县城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域是城乡融合的基本空间治理单元。城乡融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新时代县域发展的问题。”冯奎表示，县城上面有省市，下面有乡镇，在城乡融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仍有发展空间。

“处理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探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取向与政策选择，对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原司长秦玉才认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保护好城镇的历史文化传承，弘扬市井文化，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城乡要素融合。此外，还要推动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关键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范恒山表示，要通过打破二元体制结构，建立健全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及对口帮扶等途径，推动城市要素融入农村，增强农业农村发展能力和活力。

冯奎认为，城乡融合涉及人口、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流动，牵扯的利益群体多，任务艰巨繁重，应成为新一轮改革重要的突破口和主战场。城乡融合改革的地理空间特色突出，是统一大市场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城乡融合改革与统一大市场完全可以协同发力。城乡融合改革要实现城乡要素从有序流动到充分流动，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比如，当前尤其需要关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同时在此过程中积累进一步改革的经验。